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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年博弈:人与疫病
分享 | 2015年02月06日 09:34  来源:网络

黑死病、天花、西班牙流感……这些传染病曾经是人类的梦魇。在懵懂中,人们开始与死神赛跑。直到现代医学产生,人们才逐渐找到了控制传染病的方法。在这些曾经的“恶魔”面前,人们不再无能为力。

  经过千年与疫病的斗争,人们开始审视历史与现实。 

 

    在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未取得完全胜利的今天,一些有识之士指出,理性地认识传染病,认识微生物,尊重自然,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……或许是应对爆发频仍的传染病的科学之道。

    

  “许多城市和地方都荒无人烟,鼠疫一直持续到……”14世纪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维拉尼留下了一句自己永远无法完成的句子,他在末尾留下的空格本打算在疫情过后填上,但没想到自己也死于这场鼠疫。这场发端于公元1347年的鼠疫,因患者会全身发黑而死,又称“黑死病”。一年之后,黑死病几乎遍及整个欧洲。最终造成2500万人死亡,这占去了当时欧洲人口的1/2

 

  公元165年,一场可怕的灾难——天花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,并持续了15年,带走了1/3的意大利人口。中世纪,天花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,约10%的居民死于天花。在天花面前,连皇室也不能幸免:英国女王玛丽二世、俄国彼得二世、法国国王路易十五、德国国王约瑟夫一世、清顺治帝都是死于天花。欧洲殖民者曾经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美洲的印第安人,结果到16世纪末,原约两三千万的印第安人只剩下不到100万人。整个20世纪,天花共夺去了5亿人的生命。

 

  1918年,“西班牙女”(美国对“西班牙流感”的称呼)席卷欧美大陆乃至全球。在美国,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染病,死亡总人数超过2000万。在一些地方,人们认为将洋葱煮糊贴在胸部,能有效地预防流感;甚至还有匪夷所思的疗法——裸体在野外狂奔。

 

  惊惶之余,出于求生的本能,人类也与传染病展开了不懈的较量。在人类一次次的疫灾突围史上,我们记下了他们的名字:细菌学家巴斯德,牛痘接种法的发明者琴纳,肺结核和霍乱的攻克者科赫,白喉的攻克者、免疫学奠基人贝林……

 

  其实,人类最终知道传染病是怎么回事,只有不过百余年的时间。此前更多的时候,人们往往认为是恶魔钻进了人的身体。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、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教授告诉本刊记者:18世纪以前,西方医学上治疗疾病病的方法采取的是根据体液学说平衡的原理,即疾病为体液失衡,治疗用催吐、放血、催泻等方式达到平衡,但经常无效。随着19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,产生了细菌学说,以此同时,药理学也随之发展,人们对于传染病不再束手无策。

 

  公共卫生体系

 

  1977106日,非洲索马里的阿里·毛马林家中突然来了许多陌生人。在错愕中,患有天花的毛马林被拍下了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——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天花病人,被成功治愈后更成为人类彻底消灭天花传染源的标志。

 

 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发展最迅速的100年,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成功地控制了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,疫苗的研制和计划免疫工作的开展,也使人类摆脱了许多传染病的纠缠,“预防胜于治疗”的意识开始在人们的脑海中扎根。

 

  此外,传染病也催生了人类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。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说,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最早源于黑死病。此后,由于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,资本家便去农村招募工人,但是卫生习惯较差、又开始群居生活的工人们很容易染上了传染病。为了保证工业发展有充足的劳动力,人类开发出洗手、清洁垃圾、安全用水、消毒、隔离传染病人等传统公共卫生手段。另外,为了海外殖民,使士兵拥有健康合格的体魄,政府开始出钱给穷人的孩子喝牛奶;建立妇幼保健所,免费给穷人妈妈做检查,让她们能生出健康的孩子。这样的强国政策也促成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发展。

 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随着全民爱卫生、除四害等运动的开展,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开始初步建立。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,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一直不很完善。“2003SARS唤醒了中国对公共卫生的重视。卫生部陈竺部长就曾对我说过,‘我们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。’SARS之后的几年,我们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建设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。在硬件上,我国的传染病监测和网络直报系统已经是全世界最大、最快的了,但我们人员素质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,基层人员的系统培训还不够。”黄建始说。

 

  科学之道

 

  进入21世纪以来,疯牛病、口蹄疫、SARS和禽流感频发。黄建始认为,这主要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。“1968年,中国只有500多万头猪与1亿多只鸡鸭,但是现在至少有1亿多头猪与130多亿只鸡鸭,病毒发生变异并传染人的机会大大增加。再加上交通的便利,造成了传播速度的加快,而且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。”在黄建始看来,影响传染病发生的因素,除微生物外,还有其他多种因素,比如人口的流动、战争、滥用抗菌素、医疗水平等。

 

  “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微生物、认识传染病。”黄建始告诉本刊记者,他去年参加瑞典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办的一场研讨会,主持人的开场白是:“我们人是微生物的载体。微生物喜欢我们,就让我们活下去;微生物不喜欢我们,就把我们杀死。”据估计,人类身上有1亿亿个细胞,有10亿亿个微生物。微生物没有人类可以生存,但人类没有微生物就无法存活。比如人类如果没有大肠杆菌,就不能吸收维生素K,便会出血而亡。

 

  “人是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生物,他侵犯了很多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域。在农牧业社会以前,人是很少得传染病的。但到了农牧业社会,人开始定居,就有了垃圾,开始污染环境;人们把动物圈养起来,人与家禽家畜接触的机会多了,人、动物与微生物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。”

 

  在黄建始看来,一天到晚想着和微生物斗争是不现实的。因为到目前为止,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武器是疫苗,但是要制造有效、安全、数量足够的疫苗,并将疫苗在特定时间内运到使用地,接种到需要的人身上,难度相当高。“目前,世界上还从没有出现100%有效的疫苗。疫苗不是万能的。1976年美国爆发猪流感,4000万人注射了疫苗,结果在500多人身上发生了副作用,得了格林-巴雷氏综合征,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。其次,就如一位加拿大专家所言,就算开动全国的机器生产疫苗满足全国2000万人的需求,花去的时间至少也要6个月,但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只需1个月就快速扩散了。另外,所有疫苗必须在低温下才能有效,中国幅员辽阔,运输便成了最大的问题。控制传染病符合“木桶原则”,保护所有人不受感染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。一旦没有足够数量的疫苗,没有接种到足够的人身上,就不能真正控制了传染病。”

 

  另外,在药物上,很多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。“病毒很狡猾,一旦我们大面积使用药物,病毒便会察觉而产生耐药性。一旦病毒产生了耐药性,药就失效了。”由此可见,单纯依赖疫苗、药物控制传染病是不理智的。我们要用理性的方法来控制传染病,即采用传统公共卫生的方法来应对传染病,通过改变传播传染病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生活方式,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。

 

“因此,人类不仅要和谐地和自然相处,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健康,采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人类和微生物相处的科学之道。尊重自然,利用现代化好的东西,剔除现代化坏的东西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,少喝酒、少抽烟、多运动……最重要的,还是一种观念的转变。” 

 

编辑:xiaoxi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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